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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段荒唐而被人遗忘的历史  

2008-06-05 14:42:53|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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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会付出代价并被历史嘲笑的。可是,在我国历史上却真的发生过头脑健全的人却做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荒唐事 。

    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阳地委(当时亳县归属阜阳地区)迫不及待地要求各县各种农作物大放“卫星”。并组织力量找“卫星”,批判右倾创“卫星”,层层争先放“卫星”。亳县县委闻风而动,积极学习外地先进经验,为抢先走在各兄弟县前头,在1958年9月27日召开的县党代大会上郑重宣布,五马公社将要放出亩产5万斤以上的特大水稻“卫星”。并作出了“今年粮食实现亩产千斤县,明年实现亩产万斤县”的决议。之后,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出征,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选上好水田,打上木桩,先竖后横网好铁丝,从一百零几亩稻田即将成熟的水稻中选优拔棵,移栽到1.389亩的水田里,并在田埂上栽上青草,以表真实。经过几昼夜的苦战,圆满完成了特大水稻“卫星田”的创造任务,连夜上报省、地委,并通知各社队组织干部参观。许多参观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获之后,这块“卫星田”放出亩产40803市斤水稻特大“卫星”。省、地、县报纸、广播及时发表了这颗特大“卫星”的消息,省、地委迅速发了贺电。

    随后,发生了全国大饥荒。据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时,难道我们在为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举行国葬时,不应该为在大饥荒中遇难的同胞举行国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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